爱德华·甘斯：1833年第二版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编者前言
译者：黄钰洲
《自然法与普遍法历史》
[德]爱德华·甘斯 著
[德]约翰·布劳恩 编
黄钰洲 译
商务印书馆
在本书的实体性价值与其承认和传播之间巨大的不相称，迫使我在这个增订版中触及这个我更愿意留给哲学识见进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既没有考虑到那些长期早已转向严肃科学的人们，也没有考虑到那个受人尊敬的阶级，他们由于直接的本能而非清晰的意识感到自己被黑格尔体系的伟大形式所吸引，并且他们没有对此给出进一步说明，就乐意、心甘情愿地保持在黑格尔体系的圆圈中。
这本第二次呈现给公众的《法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基础和奠定的地基，这些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由卢梭和康德实现了，尽管黑格尔更加深刻地、凭着铁一般的力量完成了它们，而这正是我们的朋友的卓越之处。但是，他的《法哲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阐述、安排和相当惊人的建筑术。每一个方面和每一处空间都得到了处理，对大厦的每一个角落都尽心尽力，从顶部到底部都有一种均匀而又不同的风格，使整体与那些中世纪的建筑并驾齐驱，即使是建立在有限而逼仄的广场上，也会因其崇高性而脱离周遭环境，并知道如何引导人们对其高度的感觉。因为德意志精神有什么没有奠基或试图奠基的呢？在我们这里，铁锹和铲子总是随手可得，未来大厦的草图当然也会制定，而它们的执行则留给无需再考虑它的子孙，但那些放弃抽象、也要成为形态的思想是罕见的，而不懈的精神则是更罕见的，它把开端的鲜活和所经过的圆圈增加的财富带入其材料每一次继续推进的凝聚之中。
这本法哲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彻底扬弃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抽象地对国家法和政治学所作出的区分。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国家法——无论是实在法还是自然法——是国家形式的解剖学骨架，其中的生命和运动已然离去，就像曾经那样，通过触诊去认识它，并为它获取记忆。相反，他们称政治学为那种更有活力的国家学；它随着生命的功能，把自己分散到各个部分，因此，取决于国家生活的力量，这些部分或多或少得到了任意的扩展。可以说，政治学更像是国家的生理学。这些划分和区分对古代来说是未知的：它只与一个伟大的整体，与唯一的普遍性有关，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同时是自然法和政治学，原则以及该原则活生生的执行。因为，在国家是自由的全部生活的地方，以至于国家以外的东西只作为野蛮出现，那些区分只能在内部，而不是作为相当特殊的部分和考察方式出现。只有从中世纪的特殊性中摆脱出来的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国家才不得不始终保留了，在其最初的和粗糙的对自己的关注中，对个别的区别和抽象的强调，并将主要基于历史根据并且是实践政治家之科学的运动与无生命萎缩的基础分离开来，后者业已成为了法学家的遗产。然而，近代的国家在一千年的历史充实之后，就其普遍意义和对其内容的兴趣而言，已经返回到了古代的立场。既然它已经成为伦理理念的现实，成为明确的伦理精神，既然它在自身中包含并保存着在它面前只是抽象地和孤立地出现的一切，它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区别只是它的内在部分，而不是从外部以攫取的方式认识它，而过去几百年来分离的东西现在必须再次联合起来，寻求有机地形成。因此，本书没有遗漏任何可能与国家有关的内容；政治学问题得到了详细地处理，甚至国民经济学也在本书中找到了适当的位置和处理方法。
本书的第三大价值——也许是它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不仅将自然法确立为之前的科学的起点和基础；而且它还将自然法确立为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延伸到之后的科学中。迄今为止的自然法学家忽视了:自然法不仅仅是停止,而是停止于某个东西,正如它从主观精神的基地出发,它也同样落入历史的世界潮流中,而且作为一个间接的和联结的学科,它必定不能仅仅被赋予一个中断性的终点,而是一个自身规定的演进着的终点。但是,这本书的结尾附上的是一幅多么庞大的景观啊!从国家的高度,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像许多条河流一样跌入历史的世界海洋,对其发展的简要勾勒只是落在这块基地上的更重要关切的预示。
然而，尽管这本书有众多卓越之处，尽管有赋予这座建筑牢固的基础，尽管有丰富点缀的风格，但由于误解和错误的解释，这本书不仅被疏远和隐瞒在德国公众面前，而且这本书被称为一部奴性的作品，而且有人断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与本书的教义和基本原则保持距离。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公开其所包含的内容而导致的，因为那样就会立即暴露出奇不真实；相反，它主要是由于对序言中的一句话的展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直白地进行解释，正如那些控诉者所期望的那样，它所说的不过是：真正的理性为了符合它的本性，总是把自己建立在世界之中，并获得现在，而真正存在于世界中的东西也在其中带有寓居于其中的理性的理由，这句话现在被人大惊小怪地拿出来，以阻止读者进入这本书并阅读其内容。由此可见，为了保持一贯，大多数诋毁者从来没有理会过这部作品还包含哪些内容，因为这句话足以吓跑他们，使他们不敢进一步阅读或努力。这句话使他们不敢再靠近，其效果就像刻在但丁的地狱入口处的字样写在黑格尔的书上一样。弃绝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到门里的人！（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 entrate！）然而，如若读者不顾喧嚣和吵闹，实际走近并走进去，他发现了什么？读者难道没有发现整个作品是由自由的金属构筑而成的吗？他是否发现了任何反动的色彩，任何倒退的、在今天的情况下向中世纪的致敬的、或者未与时代保持一致的的运动？仅举几个例子，在一个艰难的时代，作者是不是把公开的司法程序、公开的等级会议和陪审团审判作为唯一适合于理性的机构确立起来？他是否把君主理解为必然的、符合思想的国家巅峰之外的东西？他是否认为他是实定性和历史性的产物？在谈到自由时，我们不仅仅是将其作为本书的一个基本元素，而是其唯一的材料，我们并不是指那种主观上响亮的自由，那种狂热的、像火箭一样踊跃向上的自由，毋宁说，我们指的是使充实为饱满并由此充实为更大的牢固性的自由。对于自由来说，通常的情况是，当它不与某些东西相对立时，它就不被认为是存在的。但是，在黑格尔精神中首先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它把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转变成了本质性，因此甚至连附带的附释都立刻获得了一种稳固的表达。谁要是无所畏惧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并研究它，就不会对它的内容保持任何怀疑。对我来说，这本书第一次让我有勇气为法学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个一直珍视自由和科学的人，修订这本书除了给我带来最振奋人心的享受外，还使我以前对它的所有看法得到了更坚定的确认。
现在，我应该提到的不仅仅是法哲学的反对者，而是它所依据的整个哲学立场的反对者？我们这些服膺于最新的哲学的人，为了通过它来滋养或提升我们的特殊科学，除了最深的敬意外，从未说过谢林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他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康德和费希特并列。对我们来说，他是最新哲学立场的年轻发现者，哥伦布，他偶然发现一个世界的岛屿和海岸，而这个世界的大陆则是留给其他人去征服的。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在其精神的直接性中向前迈出伟大一步的人，不再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它的阐述和完善；那么，在其逻辑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应的辩证方法上，这种哲学已经传递给了另一个人，他不像谢林那样拥有天才的一挥而就，而是在更高的程度上，拥有成年人彻底的毅力并把它的实体性力量扩散到整个世界的财富上去。这可以自然地、合乎人之常情地解释为，已经退休二十五年的人，对进步感到愤懑，这种进步把他看作本质上已经被超越的东西，他抵制这种进步，好像它是扼杀自由和生命的逻辑枷锁。但是，如果说同一哲学的伟大发起者背离了使他卓尔不群的东西，背离了他的原则，而在科学上未被渗透的信仰和历史中寻求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的新哲学，最近采纳了“历史的”名称，现在必须屈从于它并证明自己依赖于它。如果，似乎看起来，历史法学派也要被卷入这个圈子，那么它肯定会不知不觉地有幸来到一种哲学；但我们不得不对那些这样去做的人说以下的话：他们一进入哲学的逻辑体系，就会因为不能同时在外部而感到恼火；他们抱怨那些枷锁，然而这些枷锁只是事情的理性，或者应当存在；他们宁愿保持他们所习惯的任意的方式，并能够思维、歌唱和祈祷。他们想在哲学之侧保留哲学之外的慰藉，而且就所有这些而言，他们还想在哲学上取得最后的发言权。但体系只能被体系所驳倒，只要他们不打算为我们准备一个科学的体系，我们就必须保持我们所拥有的体系。
我现在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我是从哪些手段和原理来对接纳目前的自然法的。黑格尔在1821-22年、1822-23年和1824-25年的冬季学期就他的纲要进行了三次讲座。当他在1831年冬天再次回到这门课时，几节课后死亡就笼罩了他。因此，不言而喻，特别是在这里，部分是由于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就进行了这些讲座，部分是由于这些讲座后来被打断了，我们没有像在其他对象那样发现材料越来越丰富，并在各部分进一步进行打磨和改变，而通常黑格尔在各处都是如此。只有在讲座以比书更容易的方式呈现、更接近通常意义的方式时，其中才包含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从中产生的真正收获。然而，现在有一个特有的困难，那就是如何将讲座与作品的著作性质结合起来，使两者的异质性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由于这个原因，特别是当有一本书作为基础时，不可能传达讲座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因为在这里，书——尽管是被捣碎了并以不同的方式安排——又一次出现，而且复述已经说过的东西会使更频繁的重复变得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对现有材料进行筛选，并从中抽取一个核心，即使不完全是新的，但也包含解释性和更详细的信息。这在这里是以补充的形式进行的，这个版本有近200个补充。这些补充通常是通过例子来解释每一节中所给出的内容，它们往往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更清楚和更通俗，更多的时候，它们促进向普通意识的过渡。书中随处可见的艰涩被削弱了，沉重而坚硬的材料中出现了一个缺口，大量迄今为止被排除在外的东西通过它得以进入。这些补充所包含的内容是由黑格尔提供的，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从我的资料中证明这一点：其中既没有我的阐述，也没有对已阐述的内容进行歪曲。只有文体的安排、句子的连接，有时也包括词语的选择，才出自于我。这一处理所依据的资料起初是两本笔记，一本是1822-23年冬季学期的，它由我的朋友霍托记录，另一本是1824-25年半年的，由冯·格里斯海姆上尉记录。遗憾的是，不可能把黑格尔自己在《法哲学》样书里写满的笔记考虑在内。因为它们通常只是个别的词，在上下文不清楚的情况下，会被任意解释或错误援引。但在那些可以稳当地使用它们的情况下，它们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这样向公众献上这本著作，并忠实地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我只想谈谈它未来的命运。作为黑格尔体系的一部分，它将不得不与之共存亡；它也或许仍能在其中进行更宏大的解释、更细致的阐述和更明确的澄清。也许，像整个体系一样，多年之后，它将进入观念和更普遍的意识：其独特的人为语言将消失，而其深度将成为共同的财产。然后它的时代将在哲学上结束，它将属于历史。从相同的基本原则中产生的新的、进步的哲学发展正在进行中，这是另一种改变了的现实的观点。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迎接这个未来，不要让自己被过去的幽灵所吓倒，这些幽灵让我们感到不快，但并不能阻挡我们。
柏林，1833年5月29日
爱德华·甘斯
